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筆者認為，從系統科學的角度，《決定》的一系列改革方向正是旨在提升中國社會的整體穩定性，完善地方政府和基層社會的自組織架構。

　　從廣義角度來看，大國復利的內涵不僅包括金融意義上財富的長期增殖，也包括在更廣泛的領域，社會和公民個人達到更高的發展層次，以及突破式創新可能性的提高。這種可能性的提高必須建構在經濟長期復利式增長的基礎之上，這是復雜性科學中的“涌現”（Emergence）效應在國家經濟社會治理中的應用?！坝楷F”是指當大量個體聚集在一起，個體之間產生相互作用，從而使得整體擁有了和個體完全不同的新屬性、規律或模式的一種現象，通常是長期積累和系統內部互動的結果。高階行為傾向于從相互作用的低階行為中涌現，其結果通常是非線性的，難以預測的，遠超簡單的加總，且無法追溯到單一的原因。對“涌現”現象的最初研究限定在那些能用規則或定律清晰描述的系統，如蟻群、神經元網絡系統、人體免疫系統、互聯網等領域。在這些復雜系統中，整體的行為要比其各個組成部分的行為復雜得多。

　　系統的體量、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架構及其穩定性和長期積累是“涌現”效應需要具備的前提。所謂自組織架構，是指團隊在沒有管理者分配任務和監督的情況下，仍能自主、有序、持續地完成工作。但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管理者。管理者的主要任務是在團隊需要的時候恰當賦能，如解決團隊需要的人力、資源等的對接，而非直接介入、干預團隊日常工作。

　　體量和組織架構共同決定了系統的復雜性和內在的互動關系。足夠大的體量是系統復雜性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復雜系統中，良好的組織架構能夠促進系統內部的協調和適應能力，促進不同因素之間的復雜互動，從而引發新的、非顯性的特征和行為模式。自組織的基本原理就是在動態和復雜的環境下，根據外部變化長期持續進行系統變異或重組，不斷提高學習和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逐步演化成復雜的、無限精細的多樣性層次結構和功能。系統內部各種穩定模式之間的相互作用帶來了約束和校驗，隨著此種模式數量的增加，系統的穩定性和“能力”也會增強，內部可能出現難以預測的新特征和行為模式。雖然最簡單的新型穩定模式在系統演變過程中出現的概率也極低，但只要這個過程持續時間足夠長，新的穩定模式就一定會出現，進而同其他穩定模式相結合，出現更大的、穩定性和能力更強的模式。

　　這一原理不僅適用于生物系統，也適用于揭示經濟和政治系統中新模式和結構的生成方式。在國家經濟治理中，自組織原理強調分散決策、動態反饋、自適應管理、央地協調、部門協作和市場化激勵，通過這些機制，可以提高國家治理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從而更有效地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環境。“涌現”是大國復利的生動體現?！坝楷F”需要具備的系統條件意味著其更有可能發生在制度完善、政治穩定、積累了一定經濟基礎的大國。當內部許多不同地域同時采取地方行動時，這些局部的變革相互聯系、融合，就可以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更大的范圍內和層面產生影響。

　　中國是人口大國，且人口結構呈現復雜和多元化特點，同時不同地域間互補性、差異性特征顯著，這種復雜性和多樣性為“涌現”提供了更為優良的基礎。龐大的人口基數催生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推動了消費、生產模式的多樣化和細分市場，更容易形成規模效應和創新業態。中國持續推進改革開放正是在不斷改善國家的組織架構，提升社會復雜系統的自適應能力和穩定性，確保財富積累的長期可持續性，這與復雜性科學領域中“涌現”應具備的條件具有驚人的一致性。

　　在國家面臨的外部沖擊不確定性加大背景下，“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是維護中國社會整體穩定性的最大前提。《決定》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強調“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以及“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均是為了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和個體組織的適應和應變能力，進而“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皹嫿ㄈ珖y一大市場”“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將通過“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使經濟能夠更為迅速有效地調整資源分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和經濟環境的波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從而提高系統的自適應能力?！稕Q定》強調“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則是通過構建更為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促進公平競爭，優化決策結構，提升治理能力，確保財富積累的可持續性和安全性，從而推動更加公平和有效的社會資源整合方式，加快商業模式、技術和產品的創新步伐。

　　從互聯網技術革命到ChatGPT的誕生，美國在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體現出了典型的“涌現”特征。中國在一些領域已開始出現“涌現”的苗頭，比如過去十多年以來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一系列新興業態和商業模式的涌現，以及近年來中國在一些高端科技領域取得突破性進步，在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催生出了一系列創新型供給，極大提升了社會福利，使得民眾生活質量和社會運行效率實現飛躍。鑒于中國更為龐大的人口數量，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特點，可以預見，一旦分割的要素市場整合完畢，制度建設更加完善，國家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社會全方位的“涌現”現象必將較美國更為壯觀。（作者：李珊珊，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高云蔚，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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